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发生了“第二次革命”,改变了西方哲学的现有版图。用哲学拓扑学的方法去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会使我们看到西方哲学变化的内在特质,即哲学是一种对思想形式的超验研究。新版西方哲学地图具有三个特征:以问题为中心,超越了国家和流派的分野;以对话为前提,寻求相互交流和理解;以综合为基点,强调多元化和相对性。


  [关键词]哲学拓扑学;西方哲学;形式研究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3-0042-07


  江怡(1961―),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比较研究。(北京100732)


  2000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时间地图》,它讲的是以不同国别、不同地区的人对时间的不同理解来把握人类对时间的认识,它那里的“时间”是一个物理概念。我们这里借用“地图”的概念,是要说明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反观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总体概貌。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西方哲学每一个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思潮,乃至不同哲学家的观点,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就是对于西方哲学我们怎么来看待和把握,以及对它们历史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


  一、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的原因


  既然是重新勘定,那就应该要有重新勘定的理由。我们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来自哲学自身的内在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我把它叫做“第二次革命”,或者叫“静悄悄的革命”。“第二次革命”这个词不是我的创造,美国有一个哲学家的一本书就叫做《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第一次革命”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中发生的一次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我们今天把它看作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西方哲学从古典哲学发展为现代哲学。“第一次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是一种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而“第二次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是一种渐进的、逐步的变化。为什么说“第二次革命”是渐进的?因为它并不是对“第一次革命”所带来的结果的推翻,相反地,它是在原有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革命的成果,是对“第一次革命”的继承和发展。由于有了“第二次革命”,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


  第二个原因跟社会、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即外在因素所导致的哲学分支学科的变化。哲学从来都离不开时代的发展,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经不断地强调“哲学是时代的精华”。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取得一些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发展使得哲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哲学学科的分支发生了一些分裂,传统的一些学科逐渐被一些新的学科所取代,比如说传统伦理学发展成为应用伦理学,科技哲学的出现,等等。由于这些新的哲学分支学科的出现,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


  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对西方哲学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了。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看法不再固守于原有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块的区分,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样严格的区分了,比如“实用主义”到底是“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这就是说,现在很难严格地以原有的那种模式来套用现在西方哲学发展的情况了,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对于我们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了解西方哲学的现状更有帮助。


  二、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的方法


  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的工作,是建立在大量的研究和考察的基础上的,不是我们认为西方哲学是什么样的它就是什么样的。既然要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那么就应该有一个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的方法。这里我提出来一个方法,就是哲学拓扑学,这个方法并不是我首创的,这里只是拿过来应用。


  哲学拓扑学给我们提供的基本理念是在断裂中寻求连续性,通过不同的变化来寻找变化中那个不变的主线。拓扑学最早出现在对图形变化的研究中。我们把拓扑学引进来分析西方哲学发展历程的时候,可以发现在西方的整个哲学发展史上,也有一个拓扑学的变化历程。这个所谓拓扑学的变化历程实际上指明了,在西方2000多年的哲学发展史中,各种哲学理论观点虽然形态各异,但是核心的思想却是一贯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拓扑学引入到哲学领域里来,以一种哲学拓扑学的角度来分析挖掘西方哲学非常重要的内容。


  与西方哲学家不同,我们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总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不是西方文化背景当中的那个研究者,我们的长处在于能够看出身在其中的那些研究者或西方哲学家不能看到或难于看到的一些内容。但另一方面也有局限,就是说,我们很难真正介入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之中。我有一个观点认为,各种不同的哲学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都是没有真正的可通性的,它们之间只有可比性。所谓不可通性是指一种哲学理念诞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我们总是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时代的精华和文化的概括、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种哲学的理念总是与培养出这种文化的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一种哲学其实主要还是要了解一种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间如何进行交流和沟通以达到相互的理解,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哲学是很难相通的,但又是可以交流的。我们可以比较,但是很难做到把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念联系起来,认为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东西,这的确非常困难,这是文化的特征使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了解西方哲学的时候,有旁观者的优势,但也有我们的劣势。中国哲学家在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最大的障碍就是要摆脱中国文化自身对研究者的影响。我们在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最大的工作就是使得我们的研究尽量多地接近西方的话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与西方的交流过程中,我们总是要介入到西方的话语当中去,总是力图把自己置身于这种文化背景中,从中发现或挖掘出在我们看来最有价值的内容,这是我们研究西方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路径。


  哲学拓扑学的概念其实也是西方哲学家最早提出来的。有一个法裔的英国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提出哲学拓扑学,但他仅仅把它看成一种方法论,力图作为研究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之比较的一种方法。但在我看来,哲学拓扑学可以被看作是理解西方哲学的一种路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哲学拓扑学这个角度来把握西方哲学。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不会被西方哲学表面的复杂的变化所迷惑。我们可以更多地通过对变化的分析来挖掘它内在的内容,这是确立哲学拓扑学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研究的根据所在。


  同时,哲学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就是追求内在特质,而不是外在因素。的确,哲学的变化是和时代的变化相关的,我们常说一个时代的哲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反映。其实,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已经向我们表明,思想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与这个时代所出现的哲学往往没有必然的联系。当我们说到哲学是一个时代精华的时候,是从结果来判断的,而不是从原因上来分析。哲学的产生在于思想本身的连续性,哲学关注的是人类思想本身的发展过程,它是与人的理性思维有着密切关系的。所以,只有在涉及到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人的理性活动规律等等这样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哲学才显示出了它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哲学才具有超越性。哲学是和人有关的科学,这里的“人”是指一般的人、类的人,它不是某一具体时代的人。所以,哲学存在的根据,恰恰就是人类存在的根据,即人类只要存在,哲学永远不会消亡。哲学终结的说法,恰恰是哲学家们对哲学性质的重新反思,而不是真正地消亡哲学或消解哲学,从某种意义上看,它是重建哲学。


  哲学的变化、革新有时与科学的进步是反向的。科学每进一步,哲学则退后一步,哲学在不断地让出自己的地盘。康德早就预见到了,纯粹理性如果触及经验世界的话,就会得到二律背反的结论。因此,在进行哲学研究时,不能用纯粹理性去探究“物自体”。其实,康德揭示的是这样一个道理:世界的存在是什么样子与哲学研究是没有关系的。哲学更关注的是,知识的获得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它只是给出一个条件,给出一种可能性,即获得知识的条件,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康德已经将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很清楚地确定下来了。哲学起始于古希腊,可作为哲学学科是在康德那里完成的。这样看来,休谟、笛卡尔等(在康德之前)都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康德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仅仅对人类理性能力本身做出了一些思考,但是他们没有把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从康德开始,哲学才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了。康德之后,不可能再出现亚里士多德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了。


  哲学是超验的,它关注的主要是形式和条件。这时,哲学才真正和科学分开了。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和科学是一家;在牛顿时代,自然科学还是被置于哲学的框架之中的;在康德那里,哲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独立于其他的学科。只有一种东西与哲学相对应,那就是有关信仰的学问。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是科学不是信仰,科学是一种假说,不是一种信仰。所谓的科学真理,就是被证实的假说,科学是一个假说的体系。哲学是与信仰相对应的,信仰是广义的宗教即“我相信”。你可以相信任何东西,相信是你的自由。哲学不是要相信,哲学是要论证。哲学的论证就是辨明,就是要证明某个东西为某个东西,提出根据来。而信仰问题就是接受的问题,因为信仰只能接受,不要论证。所谓对信仰的论证,只是为了支持这种信仰所做的理论说明。哲学的特征是论证,而对信仰而言,则不存在真正的论证。


  同时,哲学也是批判的。在西方,大学第一年的“通识教育”(LiberalArts)中,哲学课程通常被叫做批判性思考。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即哲学是能够经受批判的和哲学是必须批判其他东西的。批判和拷问,这些都是中性的词,在西方就是考察的意思。哲学就是要考察思想和理性活动是否恰当。批判性思考就是要论证和辨明,通过语言、通过语言中逻辑的使用。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能明白哲学家们都在做什么。


  哲学家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不能趋炎附势,也不可能趋炎附势。海德格尔与纳粹的短短几个月的联姻造成了他哲学上的败笔,他与纳粹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已经被作为一个污点来谈论。而真正的哲学家采取的是超然的不合作的态度,这种不合作意味着不按照设定的思路来思考问题,甚至以其他的方式来论证已有的思维方式的错误。一个宽容的社会应该允许这种人存在。不合作和对立是两个概念。甘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萨特也采取了,罗素也是。他们带有现实关怀,他们还投身于现实中,比如他们的小说剧本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萨特去世时很多的民众去为他送行。萨特的为人与去世时的场面说明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当然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民众对当局的不满。罗素也是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在美国很不得意,在英国也是,经常蹲监狱。更多的哲学家脱离现实,如康德,还有些人低调处理与社会的关系。当然,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真正的哲学家总是在考虑自己的思想活动,其思考的结果本身与经验世界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这些都是哲学拓扑学,也就是哲学的基本概念,或者说,我是在以拓扑学来解说哲学。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西方哲学,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西方哲学的变化。


  五、重新勘定后的西方哲学地图


  我们现在哲学专业的人一般认为,20世纪前期和中叶的西方哲学大体上是按照“人本主义”、“科学主义”这两大块来划分的;在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西方哲学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古希腊阶段、中世纪阶段、近代哲学阶段(又包括古典哲学等等)、当代哲学阶段。其实这种板块式的划分是很成问题的。这种板块式的研究的好处是可以切入每一个哲学家进行研究,但是,它恰恰缺少一个环节,那就是某一个哲学家跟前后不同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关联。任何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的产生都不会是孤立的,如果没有前人的思想做铺垫,他的思想就不会对后人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事实上,不同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关联更为重要。所以,以拓扑学的观点来看待整个西方哲学,有助于我们理解它不是一个从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到当代哲学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的罗列。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西方哲学: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西方哲学旧版地图的大致情况。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是从两方面来理解的,一是把传统哲学理解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所谓传统哲学,就是19世纪末以前的哲学。古希腊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交错发展的过程。当然,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还侧重于近代哲学以后,因为近代哲学以前经过了古希腊和漫长的中世纪。我们把中世纪称作黑暗的时期,因为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中世纪占主导地位。文艺复兴的开始,是整个西方哲学重新张扬自己理性精神的过程,理性精神是在重新发现古希腊哲学思想传统的前提下展开的。所以,我们把中世纪的哲学又称作历史的断代,是指这段历史突然停止,整个成为一个空白。这段时期可以说哲学和科学几乎没有任何的前进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艺复兴是复兴了古希腊的精神,跳过中世纪这段历史回到古希腊。但那个时代的人已经变化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变化,社会的变化导致了人们的思想状态、认识活动也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导致了近代哲学的产生。近代哲学不是简单地出自古希腊,在某种意义上近代哲学所面临的是古希腊哲学所没有的,就是关于人类的认识来源问题。古希腊哲学家关注更多的是世界存在的问题,而近代哲学关注的是认识来源的问题,如:我们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认识活动是怎么形成的?认识的规律又是怎样的?换句话说,由于当时的人类对认识的来源和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推动了科学认识的发展,所以,这两者是同步的。理性主义的传统与经验主义的传统的重要区别是:经验主义强调人们的知识与认识起源于经验并且都决定于经验,这两者是同步的;但是理性主义(狭义)即:唯理论,它认为理性能力是人类的天赋。这样的理性主义开始于笛卡尔,经验主义的开端是培根,培根和笛卡尔分别开启了整个近代哲学的先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直接影响了后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路线:笛卡尔的哲学对当今欧洲大陆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培根的哲学对英美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中国哲学家的分析。到20世纪初,我们开始关注当时的西方哲学,就是实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以及实证主义等。我们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往往是先接触到西方最新的东西,然后回溯它的历史根源,然后寻找这个哲学是怎么来的,这是对传统哲学的认识。


  其次,在西方哲学家看来,作为学科的哲学大体上包含了这样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叫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这部分研究的是关于世界存在的学问;第二部分是认识论,这是关于人类的认识活动规律的学问;第三部分叫方法论或逻辑学,关于人类理性推理方法的学问;第四部分叫社会和价值哲学,包括伦理学、美学,这是与人在社会中生活的意义有关的学问。这是西方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认识,现在中国哲学家在建构中国哲学的时候,也是按照西方的哲学框架建构的。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都是按照西方的框架来构建的。西方哲学家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部分: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当代哲学(亦称黑格尔以后的哲学)。


  最后,现在的新版西方哲学地图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以问题为中心,超越国家和流派的分野。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现在我们很难说某个哲学家他的思想是大陆的还是英美的,只有问题是实在的。整个西方20世纪的哲学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这就是对语言的关注。我们在分析哲学概念的发生、演变过程当中,要关注的就是哲学家们所留给我们的文字、著作。我们所要分析的不是我们对这著作的联想,而是这些著作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不可能再去找这些哲学家面对面地对话了,现在我们同他们对话的唯一的对象就是这些著作本身。实际上,著作体现的就是哲学家的思想、观念。整个20世纪哲学就定格在如何以清楚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哲学史上的哲学家是不关心这个问题的。


  第二,以对话为前提,寻求相互交流和理解。著书其实也是对话,交流和理解是哲学的关键词。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之间如何才能达成一致?如果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真理,我们就不能各行其是,因为我们都处在一个社会当中,或者说我们都处在一个世界当中。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为了达到相互理解,这样的对话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中国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华文化是包容的,仁爱是无条件的;而欧美文化是十分功利的,没有用就要被社会所淘汰。但中国文化讲“礼”,有“礼”首先就要有阶级。所以不同文化之间要交流,然后理解,交流理解的基础就是哲学。


  第三,就是以综合为基点,强调多元化和相对性。这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的突出特点,这种多元化或综合更多地表现为,西方哲学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不再仅仅是对哲学学科几大领域或哲学史的研究了,他们开始关注二级学科的研究,比如应用哲学,就是我们常说的“二阶哲学”领域。


  新版西方哲学地图主要内容有:第一方面,哲学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关于哲学地位的变化,在西方哲学是作为一门思想史的一部分出现的,当代哲学却受到后现代主义的严峻挑战。以往的哲学被看作是科学之科学,但后现代的哲学不再具有这样的地位了。哲学在所有学科中的地位也下降了,我们找不到有体系的哲学了。第二方面,哲学内部出现分化和融合。哲学从来都不被看作是铁板一块,就像自然学科的分化一样。但哲学只有形态的区分,没有按照形态来规定领域的区分。第三方面,新兴分支学科大量涌现,如科技哲学、应用伦理学等等。第四方面,哲学从对象化转向内在化。西方哲学的观念一直是对象化的观念,所谓对象化就是科学化的观念。其实西方的传统从古希腊到今天都是沿着科学的思路发展演变过来的。如今,本体论也好,认识论也好,我们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我们是把认识活动和认识对象化解在认识过程当中的。这四个方面大体上可以反映出新版西方哲学地图的大致状况。